“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金融杠杆证券，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，笔是枪，把热血洒在纸上。”

——老舍

老舍一生留下了近800万字的文学作品，涉及小说、戏剧、诗歌、散文、相声、鼓词等众多体裁。他笔下曲折的故事、鲜活的人物、通俗的语言、鲜明的地域特征、极具画面感的场景描述、对底层人民的关注，都为作品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天然土壤。今年正值老舍诞辰125周年，中国电影资料馆在8月中下旬特别策划了老舍作品改编的电影放映，用大银幕回顾老舍的影像之路。

《我这一辈子》：以个体命运窥见历史洪流

《我这一辈子》是第一部登上大银幕的老舍作品，也是1950年最为卖座的电影，由著名演员石挥导演，杨柳青（石毓浔，石挥大哥）编剧。与原著相比，影片拉长了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，将五四运动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中国近代一系列重要的历史节点都呈现在“我”的视角下，以个体命运窥见历史洪流，以时代变迁照见人间悲欢。

故事结尾是影片之于原著改动最大的部分。在老舍笔下，“我”的儿子在外出务工时因舍不得花钱而病死，而“我的眼前时常发黑，我仿佛已摸到了死，哼！我还笑，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，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，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！”故事至此戛然而止。在石挥的镜头中，成了乞丐的“我”望见路中间的巡警，眼前浮现出自己困苦的一生，道出一句“我这一辈子哟！”便死在雪地里，最终没能看到儿子随解放军一同带来的新世界。

这样的结局设计与影片的创作背景息息相关。剧本改编过程中，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动。随着上海的解放，石挥一边要积极调整心态适应新社会，另一边，哥哥石毓浔被捕也对石挥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，《我这一辈子》便成为石挥为自己正名的希望。

尽管“是否符合原著”一直是老舍评价改编电影的重要标准，但他依旧对《我这一辈子》予以肯定，认为影片“对于原作的精神掌握得很好，演员们大体上也还过得去。不过，最后结尾的一段，并不是原书上的，而是编剧的人加上去的。但大致来说，还算使人满意。”

除去文本改编，《我这一辈子》在镜头调度、演员表演、音乐音响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，放在今天来看也毫不逊色。比如，辫子军（定武军）入城后烧杀抢掠，“我”匆忙赶去向巡官汇报，镜头从“我”的侧面近景拉至屋内全景，“我”的紧张喘息被其他巡警的嘲笑声掩盖，极尽讽刺。而“50块买香水，30块卖孩子”这一段落运用的匹配剪辑，则将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据铜梁区发改委主任张勇介绍，新型储能产业被工信部认定为“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”，全区现有新型储能规上企业13家。其中，海辰储能重庆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130亿元(人民币，下同)，全面达产后，将建成西南地区单体产能最大的储能电池工厂，引领带动重庆市加快形成2000亿级新型储能特色产业集群。

《方珍珠》：以角色的成长照见老舍的变化

1952年上映的电影《龙须沟》和《方珍珠》都改编自老舍的同名话剧，两部影片延续了原著的精神内核，在情节结构、人物设定上基本没有大的改动，老舍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相应的编剧工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两个故事都以曲艺行当的艺人为主要表现对象，展现他们在新旧时代下的不同境遇，以角色的成长路径来表达老舍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。

《方珍珠》是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，是一部“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习作”。话剧延续了小说《鼓书艺人》的部分情节和人物，故事围绕鼓书艺人“破风筝”展开，着力表现旧社会的艺人如何积极融入新时代，但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方面稍显不足。

电影《方珍珠》在这些方面做出调整，除了表现底层艺人在旧社会受到的多重压迫之外，强化了不同行当之间的矛盾，解放后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个人思想觉悟的提高，各行艺人之间上演了一出真正的“将相和”。

此外，影片选取与角色职业相近的演员出演，如小王玉蓉、侯宝林、郭启儒、魏喜奎等，“破风筝”（陶金饰）的唱段部分则由单弦名家张伯扬配唱。由于影片在台前幕后汇集了一大批专业的曲艺演员，老舍专门创作了6则词作，包括4则鼓书词和2则相声词。多段较为完整的表演内容使影片的风格更加强烈，也为曲艺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《龙须沟》：让老舍成为“人民艺术家”的故事

《龙须沟》的故事是老舍亲自“跑”出来的，1949年老舍回国后，周恩来总理鼓励他多为人民写作，多写写北京的巨大变化。于是，老舍“抓住臭沟不放”，实地采访搜集素材，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《龙须沟》的话剧剧本，通过新旧时代龙须沟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人民政府修沟之举。老舍也因此在当年获得了北京市政府首度授予的“人民艺术家”荣誉称号。

与话剧相比，电影版《龙须沟》以于是之饰演的鼓书艺人程宝庆为核心，通过他在旧社会被恶霸欺凌后落魄愤懑，到解放后重燃生活希望的过程，见微知著地呈现出底层人民在新旧时代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。

影片对新旧时代的隐喻更为鲜明。在空间造型的设计上，前半段着力还原龙须沟旧时遍地污秽、臭气熏天的生活环境，以及杂院各家破败不堪的屋房瓦舍，大量雨景一方面还原了老舍在原著中的描写，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整个旧社会的阴云密布。到了后半段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龙须沟各处景象焕然一新，杂院里的破窗烂瓦变得整齐利落，龙须沟也在政府的带领下开启改造工程（现为金鱼池社区），雨夜仍有，但朝阳更甚。

《骆驼祥子》：虎妞的“性格美”领先于时代

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改编电影的热潮，老舍的文坛地位也重新得到了肯定。1982年，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把《骆驼祥子》和《茶馆》两部经典搬上了银幕。

上世纪40年代末，华裔摄影师黄宗霑就与老舍达成合作，将《骆驼祥子》拍成一部面向美国市场的英语对白电影，老舍还推荐自己的学生出演主角祥子。但囿于剧本改编的分歧、资金预算紧张、政治局势动荡等多重因素，这次跨洋合作以失败告终。

1962年，《骆驼祥子》的故事出现在香港电影市场上，便是袁仰安自编自导的《浪子双娃》。影片对老舍原著进行了大幅修改，“京味儿”文学变为“港式”爱情，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。此后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“改编大师”凌子风重执导筒，观众更加熟悉的那个祥子（张丰毅饰）和虎妞（斯琴高娃饰）才终于登上大银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凌子风导演的《骆驼祥子》也对老舍原著进行了调整，最突出的就是重塑了虎妞这一鲜明的银幕形象。原著中，虎妞是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之一，人物形象更偏贬义。电影则着力挖掘虎妞的性格美，在她身上看不到女性的娇羞和温婉，她的泼辣与大胆、精明与粗俗，让人物更加鲜活丰满。甚至可以说，虎妞被塑造成为一个领先于时代的新女性。

这种改编方式与80年代初期的审美趣味不无关联，也充分体现了老舍作品的包容性。胡絜青曾在影片上映前撰文道：“今天，《骆驼祥子》被搬上了银幕，不仅是对老舍的怀念和纪念，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在洒落同情眼泪之后，使人回味深思：切不能忘记过去，更要热爱今天。”

《茶馆》：让戏剧与电影完美融合

和《骆驼祥子》同样经典的三幕话剧《茶馆》曾被学者称为“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”，老舍在文本中的遣词造句短小精悍、通俗易懂，同时融入了曲艺的音律特色，“京腔”特有的幽默与讽刺使人物更加生动。

电影《茶馆》由谢添执导，“焦菊隐版”原班话剧演员出演，剧本改编以“力求保持舞台风格”为原则，简化过场戏，删去部分次要人物，添加一系列街市的外景镜头。《茶馆》拍摄前，恰逢北影厂刚拍完电影《骆驼祥子》，剧组搭建的“老北京一条街”还没有被拆除，导演谢添在原景的基础上进行调整，使影片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。

当然，《茶馆》中最不容忽视的部分就是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家们的精湛演技，用三教九流的人物群像，折射出一段历经50年、横跨三个时代的历史变迁。全片末场戏中，王利发（于是之饰）、常四爷（郑榕饰）、秦二爷（蓝天野饰）三位老伙计重聚一堂，感叹乱世中工商农虽是殊途却同归末路的荒谬。掌柜王利发在前景背对镜头，用身体将后景的常、秦二人分隔开来，巧妙利用人物调度和前景遮挡分别道出二人的一生，随后转身面朝镜头，讲述自己一生做“顺民”的凄苦。这一个镜头，将画面构图、演员调度、焦点变换等电影技法，与演员表演、文本隐喻完美结合，戏剧与电影的完美融合莫过于此。

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：讲究“说话的门道”

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是距离当下最近的老舍文学改编作品，由梅峰编剧、执导，曾获得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。影片上映后因片中“说话的门道”一度被誉为“职场最佳教科书”，让许多观众燃起了重读原著的热情。

原著在老舍作品序列中是较为特殊的一部，故事跳出北京城，来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。故事一改对底层小人物的描摹和对旧时代的批判，转而聚焦当时在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。丁务源这个人物的为人处事，完全印证了在当时的社会中，部分中国人“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，放弃的是规则、理性和制度，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、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。”原著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，在人际关系的你来我往之间，又隐含着对彼时社会根源性问题的思考，这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。

此外，老舍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采用地域特色鲜明的语言形式，而是以冷静、客观的行文为故事增添了一种寓言气质——只陈述事实，话外之意需要自行体悟。这种字里行间的“分寸”与“尺度”使文本与人物形成高度统一。电影版在延续原著精神内核的同时，充分运用中式美学来达成文本、人物、影像之间的和谐。

首先是文本上的“留白”。丁务源（范伟饰）几次离开农场办事，但影片从未交代他办的什么事，只是从只言片语中透露一二。对于丁务源的来历，原著中不曾提及，只说是“走南闯北各种事情都能领略在心”，电影中也没有用善恶对立的方式来塑造他，而是赋予他一种虚实难辨的“暧昧性”，为观众带来深入思考的余地。

其次是画面上的“工整”。影片采用黑白色调呈现，布景简洁明了，运用了大量“画框中的画框”的构图方式，结合固定镜头、长镜头、大景别镜头，营造出一种空间上的疏离感，与故事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形成呼应。这种虚实交错、情景交融、言有尽而意无穷，颇有上世纪40年代《小城之春》的文人电影气质，影片也成为“新文人电影”的代表。

导演谢添曾说：“老舍的艺术风格不是由舞台或电影处理所决定的，而是来自生活，来自他对社会生活深刻的理解，独特的体验和发现，来自他在长期审美表现中所形成的艺术个性。”无论是建国初期的《我这一辈子》等片，还是上世纪80年代重回大众视野的《茶馆》《骆驼祥子》，亦或是2017年上映的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，这几部影片在精神和气韵方面都在继承原作的基础上，加入了创作者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理解和表达，用影像为老舍文学续写新的生命篇章。

文 | 筱囡

编辑 | 陈凯一金融杠杆证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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